之前编过一个段子《朝鲜人心中世界上最好的三个城市》，是因为读了一本书，美国人Barbara Demick写的《我们最幸福——北韩人民的真实生活》（英文原名：Nothing to Envy: Ordinary Lives in North Korea）。我事后认识到，拿人们的国度和地域来开玩笑，其实不妥当。

作品出版于2011年5月，距离当下又有15年过去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这本书的内容是否足够真实我不得而知，但我读这本书时，确实被它里面的故事震撼到。

全书讲述了六位普通的朝鲜人的故事（都是脱北者，否则也无法讲述故事），分别是：

• 宋太太：一位忠党爱国的家庭主妇。
• 玉熙：宋太太的女儿。
• 美兰：一位南韩战俘的女儿。
• 俊相：朝鲜的大学生。是美兰在朝鲜时的男朋友。
• 金赫：被父亲送到孤儿院的孤儿。
• 金医生：在中国有亲戚的朝鲜医生。

关于他们的具体故事，原著的描述非常生动细腻，读起来栩栩如生。

对于这么一个邻国，在阅读本书前，我完全缺乏了解，甚至都没有动力去探索，毕竟最直接的原因是：它与我有什么关系？

但是一旦有所了解后，才发现这世界是如此之“丰富”，同在一个地球上，它们的国度晚上随处可以见到星星，因为落后，所以没有什么灯光。又比如，他们有一道数学题是：

3名朝鲜人民兵杀死了30名美军士兵。如果这3名士兵每人杀死的美军士兵数量一样，那么他们各杀了几名美军士兵？

再比如，他们的主导思想是所谓的“主体思想”：

人类的力量来自于能屈从个人的意志以符合集体的意志。所谓集体并不是杂乱无章根据民主程序实践人民选择的方案。人们必须毫无异议的服从绝对最高领袖的领导。

抛开这些具体的事情，我不免会想，他们的物质生活为什么那么艰难？他们为什么不能像发达国家的人们那样享受作为人的自由？哪怕那些在我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东西，比如上网、读书、交友。从我的角度来看，看着他们的人生，有如坐在井外的人看着井底的青蛙一般。

我有时候会想，假如我是一个普通的朝鲜人，我和他们会有什么不一样吗？认真思考以后，我认为可能情况也和他们没什么两样。人是环境的产物，什么样的环境会塑造什么样的人。

更令我深思的问题：“我”是如此看待朝鲜人，那别人如何看待“我”？那么多“我”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它就真的理所当然吗？也许我眼中的“天空”也不过是别人眼中一口大一点的井口吧。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愿这本书里的内容是假的。

断断续续，终于把沃尔特·艾萨克森写的《爱因斯坦传》读完了。全书内容详实，作者综合史料的能力超强，并恰到好处地对一些事实进行了分析。以下是我自己读后印象比较深刻的内容和想法。

早年挫折与“傲慢”

爱因斯坦年轻的时候并不顺利，尤其是大学毕业找工作时，事实上，在从他所在的系里毕业的所有联邦工学院学生当中，他是唯一一个没有找到工作的人。

这是为什么呢？傲慢！爱因斯坦的傲慢使他成为班里不受欢迎的人。他习惯于挑战权威，不服管制，对公认的观点缺乏尊重。他的老师韦伯甚至对他说：“但你有一个大毛病：你从不听别人说什么。”也许他的情商并不高，已经判断不遵循常规，更不尊重权威，这是他碰壁的重要的原因，但这也正是他后来成功的重要因素。

他父亲也帮他找工作，写信给莱比锡大学的化学教授威廉·奥斯特瓦尔德（因对稀释理论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倘若您能为他谋求一个助教职位，我将感激不尽。再次恳求您原谅我冒昧地给您写这样的信，我的儿子对于我这种异乎寻常的做法一无所知。”

贵人相助与“萝卜坑岗位”

爱因斯坦还是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在他的朋友格罗斯曼父亲的要求下，专利局局长弗里德里希·哈勒尔显然已经将岗位招聘规定做了调整，使这个岗位非爱因斯坦莫属。候选者并不需要有博士学位，但必须受过力学训练，还要懂物理学。“哈勒尔是专为我量身定做的。”爱因斯坦对他的女朋友米列娃说。这不就是今天人们讲的萝卜坑工作岗位吗？

社会理想与责任感

他的社会责任感中，他不认同国家主义，他一直希望建立一个国际政府，世界政府来自于各个主权国家，虽然有点天真不切实际，但确实是有很大的指导意义，这些世界大国怎么被控制被约束，到今天依然是一个问题。

读完全书，我估算爱因斯坦一生大概有一半的时间投入到了政治活动中——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与我脑海中纯粹物理科学家爱因斯坦截然不同。也许这是他的社会理想与责任感的具体体现吧。他的一生，出生在德国，后来去了瑞士，中晚年又逃去了美国，各个国家现实的不如意，使他颠沛流离。

教育理念：自由与想象力

关于教育理念，他认为教育应该自由，更重要的不是教授知识，而是想象力和思考方式。他说：“学生们的批评意见应当友好地加以斟酌。资料的积累不应扼杀学生的独立性。”一个社会的竞争优势不在于学校将乘法表和周期表讲得有多么好，而在于能在多大程度上激发起想象力和创造力。这种理念，到今天依然没有很好地实现。

感情与生活：不完美的天才

爱因斯坦的个人感情生活也算不上典范，毕竟他有六七个情人，这也难怪，对这么一个有魅力的男人，多少女人会主动扑上来？也许他这种情况，已经算是很克制了——我们也不是说名人就有什么特权，他自己承认一夫一妻制并不符合生物进化论的观点，要知道这可是一百多年前的观点。

爱因斯坦的个人生活其实是要求很简朴的，他的少留己用、多与他人的哲学理念，追求简朴简洁，哪怕他是当时世界第二伟大的人物时（当时美国大学生认为第一伟大的人物是希特勒！），依然如此。也许他知道人的欲望之无穷和现实物质条件之有限，这本身就是相对的。

科学发现与“固执”

非常奇特的是，爱因斯坦几乎是凭直觉做出了他的重要科学发现，比如相对论的成果——他连实验都是借助思想实验。

但是，爱因斯坦最大的不足，在我看来，是他的固执。在取得相对论的成就后，直觉引领着他一直沿着统一场的方向前进。显然后来他在这条道路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就。尤其是在面对量子力学的时候，他不承认这种随机性带来的不确定性，他认为上帝不掷骰子。一直不遵循常规的爱因斯坦自己变成了常规，正如他自己曾说：“为了惩罚我对权威的不敬，命运使我自己成了一个权威。”

显然，爱因斯坦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固执，相反，他有自己的解释理由。他说他年纪够大了，功成名就了，做这些事情无所畏惧，哪怕没有结果，但年轻人不行，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包括在为社会问题发声上，他也认为他应该站出来，他没有什么可丢失和害怕的。

历史经常押韵，爱因斯坦认为1930年左右的经济大萧条是因为当时的科技太发达从而减少了人们的工作机会。今天，有些人一样认为科技太发达导致失业，是不是如出一辙呢？我相信未来会有定论。

对生死的态度

面对死亡的时候，爱因斯坦说人为的延长生命是没有意义的，大概意思是，该死的时候就去死吧。他知道自己是个名人，死了之后应立马去火化掉，免得不得安宁。可惜他没想到，他的大脑还是被他的医生朋友窃取保留了——后来还牵扯出一系列故事，这真的验证了他的之前的预判，做一个名人也许死后都不得安宁。

人际与政治

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爱因斯坦喜欢专注自己的世界，尤其是他的物理世界。他并不擅长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哪怕是他的亲人，当他搞不定人际关系的时候，他就远离亲人，包括他的配偶。

和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一样，爱因斯坦知道自己不适合当政客和政治家，以至于以色列建国时想邀请他当（名誉）总统时，在邀请信来临之前，他就已经写好了拒绝信。

一个真实的天才

爱因斯坦是一个时代的名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一名跨界的社会活动家，但是在他刚开始出生的时候并没有显示出太多的异样，甚至他从瑞士专利局工作的时候，他自己也没想到后来会有这么伟大的贡献，这也许是天才的偶然性吧。

但在我看来，他也是一个凡人，一个常人，他有他作为人的局限性，正因如此，我更觉得他是一个可爱的天才，一个真实的天才，他不是一个神——我们也不应该神化任何人。

以前读过一部分《明朝那些事儿》，我觉得作者用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方式向我们这些对历史研究不深的人有趣地描绘了明朝的历史。这展现了作者幽默的写作手法以及深邃的思想境界，比如他在书中所说：

按自己的方式过完一生。

“当年明月”的真名叫石悦，曾是一名广东顺德的海关公务员。据说凭借这部小说，他的版税连续7届荣登中国作家富豪榜，远超千万元，年纪轻轻就实现了人生财富自由。

后来听说他得到了提拔去了上海，仍旧从事公务员工作，因为赏识他的一位“大佬”调任到了那里，担任重要领导岗位。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何况当年明月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才子。当年明月后续没有再创作出更多的作品，这也正常，毕竟担当重任去了。

但最近一两年，我陆续听到一些关于他的传言。据说他被送入某家精神病院，原因是对女性下属有不当行为。具体事情真假不得而知，但他进了精神病院这一事实，似乎八九不离十。作为这样一位对历史看得通透的人，最终竟以精神病院为归宿，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我仔细思考了一下，这里可能有两个可能。第一个是他真的患上了精神疾病。在体制的旋转盘上，即使他再聪明、再通透，也难以独善其身，最终真患上了“精神病”；第二个可能是，像他对历史那样的熟悉和敏感，察觉到了某种危险，于是主动“装疯”，进了精神病院，这反而对他是一种保护。不论何种可能，虽然他如此了解历史，最终似乎也成了历史的牺牲品。

另一个人物是对岸的柯文哲。我很多年前关注过他，对他非常敬佩，他在《生死的智慧》里讲到关于生死的话题和人生意义，认为人对社会的贡献和责任，用了一个a的n次方的比喻，当一个人为社会做一点点正贡献，a大于1，a的n次方就变得很大，相反，这个值则就变得很小。

我曾说柯文哲是一个敢言的人，他能超越党派之争、利用新媒体宣传、选举过程中透明公布竞选经费，这些新的变化让我曾经很期待柯文哲在台北市长职位上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

就是这么一位特立独行的台大医学教授，对生活和人生也看得非常通透，也绝非享乐主义者。后来他竞选台北市市长从政多年，过程中我没有关注，但最近我得知，他因涉入政治献金案与京华城案遭检察官依法侦办与羁押，最终落得入狱的结局。看到他满头苍白的头发，想起曾经的名医教授，我不禁感到唏嘘。

两位优秀、有才华、有专业技能，甚至怀有抱负的人，前者出生于1979年，后者出生于1959年，刚好相差一代，却只因进入政坛，结局并不美好，纵使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政坛。他们到底是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错误，还是被人设计陷害，不得而知。但从当年明月到柯文哲，我想这些聪明有智慧的人，也许并没有真正看透命运；即便他们看透了，却不相信自己大概率会落得历史人物的悲惨结局。

他们可能不相信一旦进入体制，融入政治这台庞大而冷酷的机器，便难以保持自我。无论他们多么聪明、多么有智慧，也难逃例外。甚至恰恰相反，他们的聪明、智慧与才能，反而成了推向他们滑入深渊的力量。

我们常说“激流勇退”，但真正能落到每个人身上，又有多少人能拒绝诱惑、做到激流勇退？想到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书末曾说过：

所有发生的，是因为它有发生的理由，能超越历史的人，才叫以史为鉴，然而我们终究不能超越，因为我们自己的欲望和弱点。

所有的错误，我们都知道，然而终究改不掉。

要是他再想起自己曾经的感悟，不知会有什么新的感悟？

我不吸烟，对烟草行业不知情，读完《褚时健传》这本书后，我对这个行业才算有了一点了解。这本传记比较完整记录了褚时健从出生到去世的一生历程。这本书有五百多页，对于一位活到90多岁的名人来说，用这么些篇幅来记录他的生平，并不算多。

我刚开始甚至不认识他的姓氏：褚。读完后我有一个整体感悟：一个人的一生，命运与时代有很大的联系，命运脱离不开时代这个大背景。褚时健无疑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但即使如此，也无法摆脱时代的局限和牵绊。

他在新中国成立前生于云南边境华宁县的一个小村庄矣则村，他的事业一辈子也没有走出过云南。最开始只是一个普通农村少年，小时候和其他小孩子没什么两样，家里孩子多，作为老大的他，平时上学、抓鱼，干农活。家境贫寒、父亲去世，他不得不早早承担起家庭的主要责任。

一个人的优秀，从小事中就能看出来。比如说他在家里酿酒时，就比别人更动脑筋。他发现温度决定酿酒酵母的生长，于是他通过控制温度的方法，提高了酒的产量，小小年纪，酿酒产量就是比村里的人高。从这里便能看出他一生大概率会有所成就。这让我体会到，做事情要动脑子，掌握了多少知识和技能，就代表着有多少先进的生产力。

对褚时健来说，他一生中很重大的一个转折，是他的堂哥从省城昆明回来劝他要继续读书。他最终得到母亲的支持，离开家乡去省城读书，这使他终于走出了出生地，像我这种普通人家，如果不是求学，基本上是走不出自己的出生地的。他的堂哥可以说是他的贵人，当然他的堂哥也是个很厉害的人物，当年就算是地级市的状元了，万里挑一都不为过。

到了省城以后，在学校表现优异的褚时健，在建国前成为一名游击队员。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选择的队伍在后来看是非常正确的，他跟对了党和政府。命运之神再一次垂青他，他没有牺牲在战场，而他的家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战火中死了好几位亲人。

作为一位根正苗红的老革命，解放后他自然算是革命功臣。在早期革命工作中，不论是征粮还是其他事务，他都兢兢业业，干得风生水起。但风暴终究会来打破平静。或许在工作中有过失，留下了被人抓住的“辫子”。在反右时期，他还是被划为右派。

被划为右派后，褚时健跌入了人生谷底。在红光农场改造时，他甚至看不到人生希望。但他还是坚持了下来。命运就是这样，到了谷底或许就有转机出现。他调到了糖厂当副厂长。当时虽说大家都在搞意识形态的革命，并不真在乎生产。但世界总需要一些实干的人。褚时健从原料到技术，不断进行改造，在有限的资源下，活生生把糖厂的生产水平提升上来了，这一系列过程，锻炼了他对技术的掌握能力和对团队的管理能力。

我个人认为他有一点做得非常好：实事求是。比如在糖厂，他着力改善职工福利，职工群众得到了实惠，自然也就打心底拥护他的领导，无论哪种意识形态，谁不愿意让生活过得更好一点呢？他甚至开动脑筋，把糖厂的甘蔗渣拿来造纸，实实在在地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劳动效率和成果。

褚时健人生真正的巅峰，是他离开糖厂后进入玉溪卷烟厂。烟草行业本身就是垄断行业，更是暴利行业，我认为，相对而言，理论上比糖厂就更容易干出事业，就像赚钱就要离钱最近的行业才能相对容易赚到钱。

虽然对于烟草行业很陌生，但万法不离其宗。褚时健改革了玉溪卷烟厂的生产水平，提升了该厂的烟草质量和品牌。他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提高了农民的烟叶种植水平，串换到了难得的辅料，提升了职工薪水和福利，总之把整个玉溪卷烟厂推进到全国前列，甚至走向了世界。从烟叶质量、生产制度、生产设备、成本控制和烟草专卖等各方面，都做得极好。

我回想起90年代看电视时那句久久不能忘记的广告：山高人为峰，红塔集团！它就是玉溪卷烟厂基础上形成的红塔集团，我才想起当年在广东销售但不知来源的阿诗玛香烟原来也是由它生产出来和。红塔集团后来还探索了海外发展，投资能源、交通，甚至涉及金融领域，都取得了不菲的战绩。

正如《易经》所言：亢龙有悔。人生到了巅峰，也就意味着可能即将到来的下坡路。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到激流勇退？

盛久必衰。褚时健的人生亦不例外。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很难说他到底错在何处。作为一个大型国企的领导、改革先锋，他贪了多少钱，我个人觉得很难用对错来评判，他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但正如国家所言，“功不抵过、过不掩功”，他最终还是受到了法律制裁，他自己也承认了贪污事实，且放弃上诉。在这个过程中，他受到的打击也极为沉重：妻子被抓，女儿死于狱中，自己被监视居住失去人身自由，再到最后定罪入狱。

60多岁的褚时健再次跌入人生谷底。但人们并没有抛弃他，在狱中甚至不少人给他零花钱，出狱时据说累计上百万元——那是2000年左右，但他只是扔在狱中的图书馆里。有关部门也算对他法外开恩：服刑时可以在监狱三公里范围内随意活动，他被安排在监狱图书馆做管理员。服刑两年后，他便因病保外就医，从某种意义上，这相当于释放了。

从监狱出来后，总想找点事情做的褚时健，不能也无心再从事烟草行业的工作，曾经的一代烟王回到老家山上种水果——从湖南引进的“冰糖橙”，利用云南的气候种植出更好的品质。对于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来说，白手起家种橙子，利用业已成气候的互联网，把自己种植的橙子做成了知名品牌“褚橙”，一度成为一种励志的精神文化品牌，这确实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有志者事竟成。

直到去世前，他都坚持在他的果园亲力亲为。从生产技术、公司制度，再到销售和危机处理，他采用年轻时取得的智慧从容应对。这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他所遇到的困难和波折，都一一克服了，也给他的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农业基本盘。

和很多创业者一样，褚时健的成功有赖于他的坚守，而这种坚守有时也是一把双刃剑，用得不好就是固执。比如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两年，他自己控制自己的饮食，固执地不摄入蛋白质，导致免疫力极度下降，可能因此而没能活到百岁。如果他当时听从医生的专业建议，合理摄取营养，也许真的可以活到百岁。只是那样活到一百岁的他可能就不是褚时健了。

纵观褚时健的整个一生，他这样一个有能力的人，多起多伏，做出了那么多超出常人的事业，我们普通人无法企及。我始终认为，往往是时势造英雄，很少英雄造时势。褚时健出生于改革开放前，经历过跌宕起伏的90多年人生，与他取得的成就相比，他所承受的苦难与折磨，我在书中难以切身体会。想到这里，我脑海里就回想起长者的那句金玉良言：

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

花了点时间，把《灭火：美国金融危机及其教训》（英文版：Firefight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its Lessons）一书读完，网上有总结得比较好的思维导图，如上图所示。除了这些内容之外，我读完后多少也有些想法，总结如下：

1. 经济危机（或者叫金融危机）一定还会出现，上世纪30年代的算第一次大规模经济危机的话，2008年算第二次，书中作者把它称之为Great Depression 2.0，也许第三次和前两次不完全一样。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经常押韵。
2. 因为金融天生天然就是脆弱的。现代金融建立在信用基础之上。金融机构经不住挤兑，虽然现代银行有央行充当后盾。而绝大分部并不理性的人群，一旦对金融机构产生不信任，金融机构信用出现问题后像传染病一样快速传播，引发挤兑，形成恶性循环。尤其是在传统受监管的金融体系之处，像影子银行和非银行性质的金融机构，这种问题会更加严重，玩弄金钱，缺乏监管，人性之恶一定会把资金玩到资不抵债。
3. 所有的金融危机都是遵循“狂热、恐慌、溃败（mania panic crash）”这样的三部曲模式，但人们包括金融业从业者和政客们，常常会错误地认为当前的状态会持久不变，无论是在狂热还是溃败的状态中，所以看不到狂热之后风险即将来临，也看不到崩溃后，春天总会到来。
4. 人们一般认为机构和公司一旦大到一定规模，就会“大而不能倒”，但还是有些大型机构和企业倒闭了。真正的问题不是大而不能倒，而是因为大型机构与其它企业的关系太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美国是考虑到这个系统性因素，才出手救市，但救也会让这些企业机构付出代价。
5. 美国对传统金融机构之外的监管并不到位，这有其九龙治水分散权力机构的原因。尤其是在歌舞升平的时候，政府机关并不愿意去碰难题，再加上民主体制下的低效率，导致该管的事情未能未雨绸缪，也就不能预防系统性风险出现。即使经历2008年次贷危机后，作者认为美国的现状也只是在预防上好了一些，如果危机再次出现，未必有相应的资源去灭火。
6. 金融业天生就贪婪，这本身没有对错。那些风险投资机构、投资银行业，会利用自己的资源去游说政策制定者，影响相应政策的出台，这也很可能将危险化整为零，从而慢慢积累到某天爆发，因为风险并不是完全消除，只是暂时避开了政策的监管。而人们经常是短视的，对眼前利益关注多于长期利益。
7. 投资银行、风投机构从业人员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也可能是掌握信息相对全面和快速的人群，但他们并不总是靠谱——万万不可迷信这帮人。书中提到的大投行、金融机构，都有遇到问题而无法收场的例子。究其原因，还是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贪婪的本性使然，高利润的另一面是高风险，加过高的杠杆，缺乏足够的缓冲弹药，想赚尽市场上的每一块钱，到最后难以善终。
8. 系统崩溃并不是一夜形成。它的爆发前期已经就有征兆，也一定有一个风险积累时期。能够在这个风险积累的时间段里就觉察到苗头的人才是最厉害的。这个事情上，像香港的李首富，早在2016年，就以他多年的商业嗅觉，认为中国大陆的信用泡沫比较高，于是他退出了中国大陆的房地产行业，从而避免了这几年的房地产衰退。
9. 适当地让企业倒闭，像新陈代谢一样，淘汰那些不合格的参与者，是一个正常的资本市场，否则就像基督教里没有地狱一样，做恶的人得不到惩罚。
10. 人类的天性会过滤掉自己的记忆，忘记过去的痛苦，回忆以前的美好。因此，我们即使知道这些教训，该犯的错还会再犯，我们个人无力改变历史的轨迹，但有智慧的人应该知晓这些规律，在历史洪流灾难来临前，就已经尽可能避开了它的危害。

读史可明鉴，知古可鉴今。对于经济学也是一样，2008年的次贷危机的确是一面好的镜子，让我们从中反思这些教训。

附个人在书中的高亮内容：

These vulnerabilities were allowed to fester by America’s balkanized financial regulatory bureaucracy, a hodgepodge of agencies and authorities and regulations that for decades had failed to keep pace with changing market realities and rapid financial innovations.

These problems did not seem pressing during the boom, when the financial system appeared unusually stable, conventional wisdom held that home prices would continue to rise indefinitely, and many in Wall Street, Washington, and academia believed that serious financial crises were a thing of the past.

无意中在家里翻到《我们仨》，就顺手看了几眼。作者杨绛先生，是钱锺书的夫人。我有一个习惯是不太喜欢读女性作者的作品，不是她们写的不好，而是女性作者的文字非常注重于细节描写，而我没有太大的耐心去阅读这些细节。

但是《我们仨》是个例外。我读着她和钱锺书从求学到回国这段时间的回忆录，越读越有兴趣。他们所处的年代是上世纪初到上世纪末的那个特殊年代，落后的国家四分五裂，残酷的战火此起彼伏。而他们这种良好的家庭背景，申请到庚子赔款去英国牛津大学留学，相当于如今的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留学。

巧的是，一个世纪后的我，留学经历和他们类似，他们先去英国然后去的法国（当年的法国有如当今的美国），我则是先去的欧洲大陆的比利时，然后去的英国。他们夫妇也是在国外生了小孩。最后我们都回到了国内。书中回忆的欧洲生活细节，在我读起来就很熟悉，甚至勾起了我的回忆。书中回忆了他们回国后，作为知识分子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期间所遭遇的种种经历，但有些轻描淡写的感觉。

最大的收获，是作者百岁老人杨绛先生通过朴实的文字，用最平和的心态，回忆这些点点滴滴，表明他们夫妇作为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人生态度。我从书中摘录几段文字，用以佐证并分享。

我们和不相投的人保持距离，又好像是骄傲了。我们年轻不谙世故，但是最谙世故，最会做人的同样也遭非议。锺书和我就以此自解。

道不同，不相为谋。交友也谨慎。不谙世故未必不如深谙世故，为人真诚也是真善美的体现。

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

说到爱国，作者如是说。其实欧洲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后，不少人不太喜欢谈论爱国，尤其是纳粹德国的爱国主义，最后导致其他民族的灾难。如今世界范围内又开始搞民粹主义，过于“爱”自己的国家，其实是对别的国家的“恨”，正如美国特朗普时期的美国优先一样。

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作者谈到在多灾多难的国内受苦受难时，他们的态度。如今也有不少人想移民发达国家。我个人也和杨绛和钱锺书夫妇的观点一致。所以我当年也不愿在国外长待，最终也回到了国内。

“三反”是旧知识分子第一次受到的改造运动，对我们是“触及灵魂的”。我们闭塞顽固，以为“江山好改，本性难移”，人不能改造。可是我们惊愕地发现，“发动起来的群众”，就像通了电的机器人，都随着按钮统一行动，都不是个人了。人都变了。

当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作者从常识认为没有什么作用。但事实上，群众发起起来后就变了，个中原由，我猜可能要读《乌合之众》来理解了。

我们还经常吃馆子。我们生活很优裕。而阿瑗辈的“年轻人”呢，住处远比我们原先小；他们的工资和我们的工资差距很大。我们几百，他们只几十。“年轻人”是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旧社会过来的老先生”和“年轻人”生活悬殊，“老先生”未免令人侧目。我们自己尝过穷困的滋味，看到绝大多数“年轻人”生活穷困，而我们的生活这么优裕，心上很不安，很抱歉，也很惭愧。每逢运动，“老先生”总成为“年轻人”批判的对象。这是理所当然，也是势所必然。

作者夫妇回国后初期职场也没有多光鲜，钱锺书去清华迟迟得不到确认，他一度“失业”状态，而杨绛先生也不过是一个女子中学的教师。现在的留学生回国后好多不如他们水平的人得到了待遇都比他们好得多。这当然归功于时代，这个时代的机遇多于战乱时候。但即使如此，他们后来的收入也得到了大幅提升，是“年轻人”的十倍以上。我们现今社会也是如此，好些年轻人的待遇也是高收入人士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所以她就理解他们当初被人批判的原因了。现在的年轻人重读毛选，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想法呢？不得而知。

“嘤其鸣兮，求其友声。”友声可远在千里之外，可远在数十百年之后。锺书是坐冷板凳的，他的学问也是冷门。他曾和我说:“有名气就是多些不相知的人。”我们希望有几个知己，不求有名有声。

不求有名有声。无论古今，绝大部分人是求名求利。这是作者的人生态度，坐冷板凳做冷门学问，朋友不在多，在于真正的知己。

因为我们在一起，随处都能探索到新奇的事。我们还像年轻时那么兴致好，对什么都有兴趣。

他们不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一直保持好奇心，不断探索世界，格物，致知。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没有什么是不朽的。一切都归于平凡。珍惜当下，活在当下。

查询杨绛先生的资料时，发现一则小轶事。杨绛过世后，网络盛传一段话“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文字不错，但后来被证实并非出自杨绛。

读完之后，好多细节我可能并不能记得住，但我已经从书中得到了不少共鸣。

Novice writers try to sound smart, professional writers try to write clearly, and masters try to communicate emotions that stir the reader’s soul. （新手作家追求写得聪明，专业作家追求写得清晰，大师追求引起读者灵魂的共鸣） –David Perell

在我心中，杨绛先生无疑是一位大师级的作家。

花了好长时间，在Kindle和纸质书两个媒介上，终于把希拉里的《Living History》（《亲历历史》）一书看完了，这是她作为克林顿8年美国总统时期第一夫人的回忆录式自传。

女性作者的作品向来非常注重细节描写，何况是希拉里这样的第一夫人，8年所经历的事情可能是一般人的好几辈子。所以我读起来常常好有挑战：何时能读完？但本着从她的角度来近距离微观了解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信息的目的，我还是耐着性子读完了它。

当然，一般传记类作品，难免是作者有选择有目的的信息披露，何况是政治人物的回忆录，希拉里在这本回忆录，除了著书立说、赚取版税外，不难看出也有一种回应彼时彼事的目的——作为总统夫人她和她的总统丈夫遇到了太多的争议事件，借用这种方式来维护自己的立场，对人设迟来的维护也是维护。只不过信与不信就看读者自身了，毕竟她后来还当上了奥巴马总统时期的国务卿。

她在第一夫人时期，经常关注的是妇女、儿童、医疗福利这类议题。一方面是她本身作为女性这个特点，容易关注到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利益，这样也容易获得民意支持。另一方面，上个世纪90年代，世界局势总体和平，美国在全世界一家独大，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蓬勃发展，经济发展蒸蒸日上，那是一个积极充满希望的年代，提高妇女和儿童的福利自然是应该关注的议题。不过，这张牌打多了，也就没有什么新意和效果了，既然关注这么多年也没有最终解决，那就不必过于关注了？

全书中很容易看出来她对对手党派共和党的不满，对方不断地找机会攻击作为民主党的她，甚至弹劾作为民主党的总统丈夫，哪怕在克林顿登上总统宝座之前，作为州长时也是如此。她的感觉好像是对方处处找她和她总统丈夫的茬，但我觉得她应该是为自己做辩解。否则，作为土生土长的美国政治家，她不可能不知道西式民主的本质就是如此，执政党和在野党不断地争吵、搞事情。

决策制定者的每一个政策都不可能完美无暇，不可能兼顾到所有利益相关方，何况反对党有时候也确实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这就有了克林顿卸任后，当发现小布什总统抛弃了前任总统克林顿的执政路线，希拉里在回忆录里说感到无比惊讶。事实上，新官不理上任路线这是放之四海的普遍做法。你的老政策，我做好了是你的功劳，做不好反而是我的过错！

但是，正是正反双方不断的争论——也不可避免会产生无效浪费，使得美国这样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民主试验走得更稳定，具有较好的反脆弱性和鲁棒性。希拉里的回忆录里不断地为自己辩解各种争论，偶尔甚至使用近乎斥责、指责当事人人品的言辞，我认为她有一种事后维护自己人设的嫌疑，她和总统丈夫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是完美无缺的。

不可避免，在书中她详细回顾了她在第一夫人时期面临的婚姻挑战，她的总统丈夫和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偷情丑闻一事。一开始，她信誓旦旦地为自己丈夫辩解，认为一切都是造谣设局把总统搞下台。直到后来证据确凿后，她面对记者的追问，她只好把锅推给她丈夫：克林顿当初没有告诉她实情。并且在后面找到台阶下后，慢慢和总统丈夫重修婚姻关系，她放过了他。

事后复盘，我觉得她在处理此事还算取得了明智、理智的双赢局面。她作为克林顿的妻子，作为美国第一夫人，他们俩不仅仅是一对普通夫妻，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一对战友。

虽然在她卸任第一夫人后竞选纽约州参议员时，有女权主义倾向的女性选民对她当年放过她丈夫偷情一事耿耿于怀，但结果她还是成功当选纽约州参议员，并在其后又当上了国务卿，要不是出来一个打民粹牌的特朗普，她甚至差点就登上女总统宝座。

要是她当年不放过她的出轨丈夫而选择直接离婚，我估计她的政治生涯也只能止步于第一夫人。也许希拉里也懂得大哲学家罗素和孔老夫人所提倡的思想：宽恕是美德。

让我对她钦佩的是她提的一个口号：Dare to Compete（敢于竞争），和我博士母校比利时根特大学的口号很类似：Dare to Think（敢于思考）。

她从耶鲁法学院毕业，大学期间用锐利的眼光选中了年轻的克林顿，之后成为州长夫人，再辅助州长丈夫成为总统丈夫，自己荣升第一夫人，丈夫总统两任任期结束后，她还能当选纽约州参议员，再到后来的国务卿和总统候选人。

从第一夫人开始，就显露她的政治野心，从她关注的事情看出绝非一位普通的第一夫人。她一步一个脚印，不断走出自己的舒适区，真正践行了Dare to Compete的精神。

全书内容详实，涉及到的人物众多——我很惊讶她能记录得如此细致，虽然在广度和格局方面可能和男性政治家的回忆录传记有所差别，但不枉我花了相当长的时间读完它。以上是我读完后的一点感想。

4月初，我不幸在高速公路上遭遇一场车祸。事后，撞我后面那个车主说，他的车子直接报废了。幸运的是，我们都没有人员受伤。

直到我最近读完黑天鹅作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的作品《随机漫步的傻瓜》，回忆起这件危及生命安全的黑天鹅事情，我认为这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

黑天鹅事件发生的概率极小，但它的代价足以否定其它绝大部分时间段的成功：

如果失败的代价过于沉重、难以承受，那么这件事成功的概率有多高根本无关紧要。

而黑天鹅事件虽然发生的概率很小，但只要时间足够，它一定会发生：

如果把无限多的猴子放在打字机前面，让它们去乱敲，那么其中一只肯定会打出一字不差的《伊利亚特》叙事诗。进一步探讨，这个观念可能不像乍看之下那么有趣，因为这种概率非常低。但且让我们把这个推理往前推进一步：猴子中的大文豪既已诞生。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活在存活者偏差的错误中，不能以偏概全：

我们经历的现实只是所有可能出现的随机历史中的一个，我们却误将它当做最具代表性的，忘了还有其他可能性。简言之，存活者偏差是指“表现最好的最容易被看见”。为什么？因为输家并没有现身。

利用这样的原理，一个典型的骗局：

骗子玩的把戏是，他们从电话簿找出1万个人名，寄出后市看涨的信给其中一半的人，后市看跌的信给另一半的人。一个月后，将有5000人接到的信预测正确，然后再针对这5000人如法炮制。再一个月后，剩2500人接到的信预测正确，如此直到名单上剩下500人，其中会有200人受骗上当。因此骗子只要花几千美元的邮资，便可赚进数百万美元。

作者表达了一个观点，那些交易员，短时间赚钱越多的，亏起来可能一夜回到解放前。在这样一个充满着随机性的世界里，求稳才能走得更长远。作者还表达了一个观点，只要参与者数量足够多，那些所谓的成功者，也不过是随机性的结果，最成功的不过是这庞大基数里的黑天鹅而已。

我以前也经常在博文中提到：运气也是成功的基本要素。运气就是随机性中我们喜欢的那一种吧。我还经常提到长者说的一句话：

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

这里所谓历史的行程，大概也是那些基数大的主流事情，在这种基数大的事情里，更容易胜出。

我觉得作者是有点中国文化中的中庸痕迹：

太成功容易树敌，太失败则叫人气馁。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两者我都不要。

重要的是要专注，别被表象所欺骗，看起来有钱的人不太可能是非常有钱的人：

这些人看起来比较不可能像是非常有钱的人—要让人觉得你有钱且在行为上表现出有钱的样子，显然是很花钱的一件事，更别提得花时间去花钱。要过着有钱人的生活很花时间，你得找时间去买时髦的衣服、熟悉波尔多葡萄酒、认识昂贵的餐厅。所有这些费时甚多，因而无法将心力放在真正该放的地方，也就是积聚名目（和账面）财富。这本书给我们的启示是，外表看起来不像有钱人的人，最有可能是巨富。反之，言谈举止看起来很有钱的人，财富流失很快，难以扭转。

我想到了大裤衩、人字拖的顺德老板们。最好，你还不能问他是否有钱：

人们常有个坏习惯，喜欢在社交场合问我的操作是否赚钱。如果我的父亲在场，他通常会制止他们，并说：“绝对不要问一个人是不是从斯巴达来的。如果是，他会主动让你知道这么重要的事；如果不是，你就伤到他的心了。”

虽然作者的这些观点，不免让我有一种消极、被动的感觉，但作者也在书末谈到了如何活在充满随机性的世界里，你能控制的是你的行为：

诊断出罹患癌症时，不要哭天喊地，一副无辜受害的样子。只和医生讨论病情，切莫让别人知道，如此就可避免听到老掉牙的安慰话，也没人会视你为值得同情的受害人；此外，那种有尊严的态度，可以让挫败和胜利一样，都叫人觉得具有英雄气概。赔钱的时候，务必对你的助理更为客气，不要对他发怒（许多交易员经常这个样子，令人不齿）。不要将你的命运怪罪于任何人，即使他们确实是祸首也是一样。就算你的另一半和英俊的滑雪教练或年轻但野心不小的模特儿搞上，也绝不要自怜自艾。别怨东怨西。如果你的生意变少，不要马上哈腰屈膝，可以像我儿时的好友艾波史雷曼那样，发出一封充满英雄气概的电子邮件给同行，告诉他们：“生意虽少，态度不变。”命运女神唯一不能控制的东西，是你的行为。

良好的行为才是应对随机性的良策，正如本书最前面，有一个荐书人提到巴菲特谈到黑天鹅事件：

预测下雨无济于事，建造方舟才能以防万一。

能控制的是努力的行为，运气就要看天吃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回到我遭遇到的车祸，在我经常开长途高速又不注意防范的前提下，次数足够多，车祸发生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路上太多的随机性都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通过这次车祸和阅读本书，我大概知道自己以后应该怎么做。

最后，作者谈到了人性中的固执：

科学很伟大，但个别科学家很危险。他们是凡人，也会被凡人的偏差给污染，或许有过之而无不及。大部分科学家都很固执，否则就不可能有足够的耐性和精力去执行那么艰巨的任务，例如一天花18个小时让他们的博士论文更完美。

他认为索罗斯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不固执，行为没有路径依赖：

他（索罗斯）的长处之一是以相当快的速度修正自己的意见，一点也不觉得难堪。索罗斯这类真正的投机者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们的行为缺乏路径依赖。他们完全不受过去的行为束缚，每一天都是一张白纸。

每一天都是一张白纸。

耐着性子，竟读完了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这个长篇小说。读到中间我一度想放弃。故事的细节实在太琐碎了，光是里面的人名，什么老陈、老高、老李……要是不一口气读下来，我都记不住。

全书的语言很有特色，平实之余透露着刘震云几乎数学公式一样的语言套路，比如：

厚道不是说他脱夹克给牛爱国穿，而是脱这夹克时，毫无怨色。

没有逼着牛爱香并不是牛爱香与她们处得好，或她们不逼牛爱香，或牛爱香反过头逼着了她们，而是牛爱香还没与她们打交道，就与她们一刀两断。

胆怯不是怕打不过杨百顺，是怕事情传出去，更让人笑话。

老汪离开私塾并不是老范辞了他，或是徒儿们一批批不懂，老汪烦了，或是老汪的老婆偷东西败坏了他的名声，待不下去了，而是因为老汪的孩子出了事。

还有更公式化的，好像数学中的因式分解：

除了卖丝袜，还卖丝裤。除了卖丝袜丝裤，也卖打火机、手电筒、钥匙链、指甲钳、手机套、保温杯等杂货。

宋解放头一个老婆叫老朱，在县城北关卖火烧。除了卖火烧，也卖馒头、花卷、包子和肉夹馍。

这种公式一样的语言特点，在追求效率的现代人看来，完全不必这样啰嗦，我可以对它进行合并同类项。也许作者希望这样能丰满语言？即使那样，我也觉得没有韵律感，或者说读起来未免会感到单调和乏味。

抛开语言，全书其实是描写了两代人的精神世界，都是为了寻得一个能说得着（聊得来）的人。寻着了，便一句话顶万句，并且越说越多，因为说得着。寻不着，就索性不说，说不着。说得着与说不着之间，引发了夫妻、父子、朋友之前的各种情爱出轨、悲欢离合。

过去的人由于教育程度不够，导致这种交流上的问题，或许容易理解。到了今天的国人，我们的教育程度显著提高了，但我们是不是有自己说得着的人了呢？和配偶、子女、父母、朋友之间，我们还有时间、心情和缘分说得着吗？似乎不那么乐观。灯红酒绿的时候，一句“开心就好”，或许掩盖的正是“不开心”。

还好，我想现代人不会像小说中的主人公们，为了一个说得着的人而寻遍四方，毕竟我们现代人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纯粹地寻找那个说得着的人。努力提高自己的情商，一个人过也是过，君子慎独。何况，《一句顶一万句》只是一本小说，艺术是高于生活的。

感谢你对土木坛子的《偏爱》！

因为工作需要，挤出时间读完《富甲美国》，既是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尔顿的自传，也是关于沃尔玛企业的发展历程。

我最喜欢本书的最后总结，山姆大叔分享了“成功经营的十条法则”（我之前也专门分享过），这十条建议是本书精华中的精华：

1. 献身事业；
2. 与所有员工分享利润，将他们视为合伙人；
3. 激励你的同事；
4. 与同事尽可能多地交流每件事情；
5. 感激同事为公司做的每一件事情；
6. 成功了便尽情庆祝；
7. 倾听公司里每个人的意见；
8. 超越顾客的期望；
9. 比竞争对手更好地控制成本；
10. 激流勇进，独辟蹊径，藐视常规。

从本书中可以看到，哪怕是美国跨国公司巨头的发展，也不是一天两天实现的。在沃尔玛创始直至山姆大叔逝世，公司的灵魂人物就是山姆先生自己，带有极强的个人色彩。他在位的几十年里，早期每一件小事情都亲力亲为，直到他没有时间管理不了时，才放手让他人去抓——但并不完全撒手不管。

同时，他一直重视人才队伍建设，他设计好整个团队架构，让优秀的人才来管理公司——这也是山姆先生去世后公司依然发展得如此好的重要原因。他个人对于经营公司有一种骨子里的成功欲望——并不见得是为了个人财富。

他为公司的发展无条件付出和无限的激情，是一般人所不具备的素质。比如，坚持每周六大清早召开会议，不停地修正公司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就更别说他出去度假，都要不停地巡视自己的门店。

而在他心中，永远都有一个目标：为顾客提供优惠的产品和服务。在此目标指导下，公司通过各种方法不断地减少成本开销。在这个伟大的目标下，沃尔玛越做越大，越做越好，因为它时刻把顾客的利益放在心中。事情做成了，想不赚钱都难。

山姆先生说：激流勇进，独辟蹊径，藐视常规。商场如战场，时刻充满着变数，在不变的企业目标下，必须对变化充满着警惕，做出适当的改变来适应变化。而这些改变中，必须要创新地藐视常规。这在中国目前的市场上尤其如此，政府的政策变化，按常理出牌通常让工作进度大打折扣。山姆的这些成功经验，不论放在美国还是中国等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对于我们的启示意义巨大。

我回到国内企业工作也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了，通过每天的日常体验，再结合本书内容，我进一步理解了国内公司的成功之道，也体会到了公司创始人推荐此书阅读的深刻用意。

除了以上几点较深的体会，本书从细节方面还给读者做了许多分享与提示，这需要在具体工作中不时回顾本书并结合工作运用。知易行难。文字说起来简单，能深刻理解是另一回事，在行动上真能做到的话，就是胜者了。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我们来说，我们又必须做到这一点，成就一家家诞生于中国的优秀甚至伟大公司，也成就每个人自己的职业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