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美国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的方舟子获得了John Maddox国际大奖，网友们领略了他那简短的英文获奖感言，实在是打击了以为在国外待过就能练好英语的同学，当然也有人戏称他的获奖感言实为励志片——讲成这样也能拿国际大奖嘛。

方舟子先生的学术水平有多少含金量，目前没有证据质疑他。他那很有勇气的打假事迹值得称赞，但我对他本人持谨慎的支持态度。世上无完人，尤其是中国这片骗子横行的土地上，任何水面上的“道貌岸然”，说不定在退潮后就是一个赤裸裸的“惨不忍睹”。

说到方的英语发音，我倒是觉得口音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重要（口音不是错误），能做到不发错音就谢天谢地了，事实上有多少中国人意识到英语中"v"和"f"的发音区别？这么多年来，我见到的英语发音较好的所谓“名人”，一位是电视主持人杨澜，还有一位是MTV双语主持朱珠。他们是主持人，语言天赋自然比普通人强一些，所以口音问题不是关键。

何止是英语发音，就说我们自己的语言：汉语普通话，又有多少南方人能说得流利而毫无口音？多少南方人能弄清拼音"l"与"n"之间的区别（我去北方上大学之前还觉得“南”和“兰”两个字的发音一样）？又有多少湖南人能将自己的省名发成“湖南”而不是“扶兰”。

因此，我经常在别人说完几句话后就能下结论：这个人是不是湖南人——我太熟悉湖南口音的“标准普通话”了。无论是海外口若悬河的明镜主编何频，还是讲三国的易中天，或者是开国领袖毛泽东，改得了你所待的环境，改不了那口与生俱来的湖南口音，所以才有“乡音不改鬓毛衰”。

关于语言能力，抛开口语只谈写作能力，真要动起笔来写，又有多少人能写得出简洁、通畅的中文文章？语言能力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系统，不是掌握了一堆英文单词，或者五千个常用汉字以后就可以了。听、说、读、写，四个基本功能里面，背后更涉及到思维、文化诸多方面的东西。

一语一世界，虽然英语难学，但必须得学。中文使用者人数不少，但事实上的国际语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仍将是英语。在网络上、科研中，一切好的东西，都会首先有英语。无论经商、研究、甚至从政，能够掌握英语这门技能，即使不是必备也是锦上添花。

中国离与世界完全接轨还有很长的路，英语这门语言作为开放交流的必备工具，自然必不可少。西方人中懂中文的人可能更了解中国人，从而更方便地和中国人做生意，这对他们而言是件好事，而中国人在与西方人打交道时，如果能懂英语，岂不是好上加好？

在欧美的老侨民中，依然有很多人不会英语或者当地语言，因为他们永远生活在自己的华人小圈子里，他们不想学习外语，也不是非得学习外语不可，虽然也难以学习好外语。所以我觉得更关键的问题是：不是学得多好，而是是否在学？何况，英语非母语尤其是亚洲语系的成年人学习英语，永无止境。

以上语无伦次，纯属扯淡。

上周日去看望一位身患白血病的留学生。他在患重病的时候，依然乐观地面对着一切。和我聊天时候很平静，谈话内容也很家常——此时的平静与家常并不容易做到。

当然他这种乐观不是盲目地乐观。因为他对我说，他想过各种结果，最好的与最不好的。唯一让他担心的是他母亲，不能承受这个事实。有一回，他甚至和他亲姐姐聊天时说：希望能把自己冻起来，冻到人类能攻克这一难题的时候。

这不是小说中的故事，而是身边真真实实正在发生的事情。对健康生命的渴望，只有真正身患重病的人才最有体会。而我们暂时还正常的人，有没有想过：假如某一天……我们怎么办？

当我想到生命的终点时，我就想到了每一个生命的长度与宽度。生命的长度无法预测，更别说生命中随时不期而至的意外，所以我们能控制的，就是尽量增加生命的宽度。如果能做到这一步，就算今天是人生末日，也了然无憾了。

《明朝那些事儿》写得不错，小说非常长，长到我居然没有看完。我想说的不是这一点。当年明月先生用了如此长的篇幅，他的用意是什么？直至小说的最后，作者只用一句话说明了写这么多文字的目的：“成功的方式只有一个，按自己的方式，去度过人生。”

我完全赞同这一句话的分量：这足以藐视所有王侯将相。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成功学比任何时候都要流行。上面的话语中虽然出现“成功学”的成分，但这句话的境界早已高于“成功学”。这也许是作者“当年明月”的处世原则，通过小说向世人分享他的价值观，他的信仰。

生命的长短问题是很多人忌讳的话题，然而又是每个生命体终将面对的事情——包括人类。无论是令美国人痛恨的本拉登，还是天才CEO乔布斯；无论是韩国的前总统卢武铉，还是国学大师南怀谨，每个生命都会有终点，不过他们都使自己的人生宽度达到了最大。能够想透它，每一天也就过得踏实了。

“按自己的方式过完一生。”努力扩宽生命的宽度，不然，长度再长的人生又有何意义？

祝愿杨振同学早日顺利度过难关、恢复健康！

Update: He passed away on 28 July, 2014.

上回抨击了微博这种社交媒体，但我并不是说要把它赶尽杀绝，它存在着，自然有存在的理由，比如说聚焦热门事件，毕竟微博这种推送机制带来的传播速度是现在的技术手段中无可匹敌的。

虐童事件还少吗？

打开某浪微博，热门事件是“各地幼师虐儿事件频发让人揪心，请停止虐待儿童”，作为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以及强烈认同“强国先强教，立国先立人”观点的人，土木坛子对此事件有些兴趣。

类似的教师虐待学生新闻不只一件了：

1. 浙江温岭城西街道蓝孔雀幼儿园教师颜艳红出于“一时好玩”，揪住一名幼童双耳向上提起的照片在网上引起热议；
2. 广东一幼儿园老师因为孩子不听话，拉起学生双手将其凌空吊起，而后又拉起孩子的双脚，原地360度翻转致使孩子昏迷不醒；
3. 山西太原幼儿园一5岁孩子因不会十加一的算术题，十分钟内被老师打了几十个耳光。

即便是温岭事件的颜艳红（不是百度的李彦红），网友在其社交空间里还发现诸多虐童照片：将幼童扔进垃圾桶、头戴垃圾桶、胶带封嘴、幼童跳舞时被脱裤等。

海恩法则指出：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这几起事件不过是幼儿园、小学教师虐待、体罚学生现象的冰山一角。

要不要体罚？

体罚可以算老师们解决不听话学生的一种方法，这是激进式的武力解决办法。武力甚至暴力都可以解决问题，甚至连国家政权都能靠武力建立，但是，这不是最好的方式，尤其是处在所谓的文明时代。

对小学生的体罚能表面上能解决小孩子不听话的情况，但严重的体罚会扭曲人格，导致恶性循环。我小时候的老师也是有体罚的，比如打手、敲脑袋、在眼睛上画个眼镜……

虽然我小时候基本上没有受到体罚——因为还有比我“表现得更差”的同学，但即便如此，成年后的我依然有一种心理阴影：老师（领导）批评我的时候难受，没有批评我的时候，心里又在想：他们怎么不批评我呢？这一点在国外尤其如此，老外们不喜欢批评人，而是喜欢赞赏人。

我有理由怀疑，颜艳红在小时候也可能经受过体罚等类似的虐童现象。

国外有没有虐童事件？

人之初，性本乱。好动是孩子的天性，不听话也是正常的。那么如何管教那些所谓不听话的孩子呢？这个现象不只是中国有，全世界都一样。换句话说，国外有没有类似的虐童事件？答案肯定是有的，甚至有恋童癖这种严重心理问题的人涉案，但这只是极少的情况。

更重要的是，他们如何教育“不听话”或“犯错”的小孩子？正好我小孩从1岁左右开始送到我所在根特大学（比利时）的托儿所，为了此事，我特意在送我孩子去托儿所的时候，向托儿所里的老师们简单打听了一下。

他们每个班里（约15个小孩）有两名工作人员，一般为一年轻一年长两位女性阿姨老师（当然是专科出身—非无证临时工，也有男的）。对于所谓“不听话”的小孩，先理论讲清道理，即哪些是可以做、哪些是不可以做的，如果不起作用，将小孩放到一个椅子上坐着——可以理解为罚站，让孩子安静一到两分钟，直到解决问题。

虽然小孩都非常小（能站立，最多2岁半），但他们都懂得这样做的目的，一般也就慢慢遵守规矩了，也正是由于从小就是这样，反而易于教育，而不是在家任性成形后，到了学校反而难于管教。不过人总有“发疯”的时候，前面说了，配了两个老师的：当一个老师实在处理不下去的时候，就让另一个冷静一点的老师来处理。总之，虐童是决定不允许的。

谁来承担责任？

再回到颜艳红的事件上。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和预防这种事件？从网友的人肉搜索信息来看——虽然人肉侵犯隐私，但在天朝也只能这样的形式来揭露事件，我强烈怀疑她本人是有精神心理问题，否则她不会存在那么多的虐童事件。

如果按相关法律，这种有精神问题的人是免于法律责任的。谁承担责任？大家还是去问有关部门有关领导吧。更何况，有信息表明她是靠关系招进幼儿园来的——这倒也是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无关。然而问题的原因得不到纠正，颜艳红虐童事件不会是第一起，更不会是最后一起。

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让大家对于保险的事情非常关心，尤其是关于是否需要买住院保险的这个问题。日前，根特学联已经公布了部分住院保险购买信息。我觉得有必要进一步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我在查阅了相关的可靠资料后总结如下。

1 比利时的医疗保险系统概况

比利时是全民医保，即所谓的基本医疗保险全覆盖－强制性医保，普通看病买药，甚至在医院住院(非单人间)的费用——比如我孩子出生时在根特大学医院住双人间所支付的费用就很少，大部分都是由基本医疗保险承担，涉及到个人支付部分，只需要承担约20%左右的费用——我个人理解这也是为了防止医疗资源浪费。

基本医疗保险服务由非营利性机构和保险机构承办，区别在于费用各有差别——但可以忽略不计，每年的保费非常少，可以说是象征性支付，不论选择哪家保险机构作为基本医疗保险提供方，报销比率是相同的，这个比率是由政府、保险公司、参保人代表、医药公司、用人公司代表等各个相关利益方，经过漫长的共同商讨后得出的结果，这个漫长的过程唯一的不利之处：为确定新医疗技术和药品是否包含在基本医疗范围留下了新的等待期。

所以，基本医疗保险已经能解决绝大多数问题，也保证了社会公平和基本的人权——生命健康权，这让我想起了比利时的社会保障系统介绍中曾经有这么一句话：

Poverty, until that period usually solved within the familyor with charities, is finally considered a problem of society. (一个家庭遭遇不幸而导致的贫穷，最初都是通过家庭内或慈善方式解决，最终被认为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大约有了这种共识以后，才有了全民医疗保障的出现，当然这也是以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础。

2 为什么有住院保险？

生病需要住院的时候，基本医疗保险规定不能住单人间(如果一定要住，病人需要支付高额费用)，而且住双人间时候也需要自行支付部分费用(可能是20%左右)，所以才有了住院保险，由各保险公司提供这种服务产品，可以理解为商业保险，这是所有客户和保险公司双方自愿选择的结果。保险公司根据人群的疾病风险率和参保人数制定的一个风险模型产品，客户每月交一定费用，如果发生住院费用，根据住院保险合同规定进行费用支付，解决客户需要支付的住院费用——非住院费用依然通过基本医疗保险处理。

也正由于这种特点，决定了住院保险只是一个可选择的附属服务—非强制性医疗保险，有了它，能享受到更高级的医疗服务——可以住单人间，以及部分基本医疗保险不包含的治疗费用——比如畸牙校正手术。

3 哪些人在购买住院保险？

既然住院保险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购买，那么，哪些人在购买住院保险呢？鲁汶大学的研究人员根据比利时健康调查部门的权威数据，研究得出以下人群购买了住院保险：

• 高收入者(2000欧元月薪以上者)，高学历者——他们重视健康，也有财力愿意购买住院保险；
• 经常参加运动者——不运动、有吸烟等不良嗜好的人不注重健康，也就不愿意买住院保险；
• 中年人(30-40岁)——年轻人不易生病，老年人买住院保险的保费非常高；
• 对单人间非常在意的人群——不在意的人认为住双人间甚至多人间也是可以的；
• 比利时人购买住院保险的多——非比利时人尤其是非欧盟成员国人员买住院保险的比率少(可能是不发达国家对住院保险不够重视)。

4 住院保险对于医疗服务的影响——如果不买住院保险的话有什么不足？

购买了住院保险的人每次住院在医院停留的夜晚数反而短，一是比利时医院的单人间经常处于短缺期，所以医院不愿意让病人过长时间待在医院的单人间，二，有住院保险的人群住院的次数相对多一些——反正有报销，所以每次住院的时间也就相对少。三，住院保险的人群相对高收入高学历，医院也为了保持自己的声誉而不必要将病人过长时间留在医院——多创收。

有住院保险的人群看牙医的次数也相对较多——因为部分牙医治疗(比如畸牙校正手术)只能通过住院保险报销(这个需要住院保险公司决定是否提供此类服务)。

无论有没有住院保险，住单人间还是双人间，医疗服务本身的质量是一样的，只是住单人间更为舒服一些。

5 买哪个公司的住院保险产品？

大部分的基本保险提供方都有住院保险(根特大学为教职员工提供医保服务的HZIV公司就没有住院保险)，这些公司由于有大量基本医疗保险信息和客户，所以住院保险产品也做得比较好。为什么呢？学过金融学过概率的人知道，保险的原理就是大数定律，参保人数越多，保费就越低，参保的人群越丰富，保险公司承担的风险也就越小，相反，如果都是经常生病的老年人参保，保险公司又不提高保费，肯定会赔本退出保险市场，类似问题也是美国奥巴马提出的医疗改革的核心所在，他希望全民参保从而降低保费和实现全覆盖面。

因此，那些小保险公司或者新进入保险市场的公司提供的住院保险产品，一般而言价格较高。但在资本主义市场，竞争充分，所以贵也有贵的好处，比如，生效时间和等待时间较短，赔付周期范围长——有的包括住院前一段时期产生的费用和出院后一段时期产生的费用，赔付的封顶额度高等特点。

具体选择哪家保险公司，可以自行详细了解(比如根特学联提供的部分保险公司信息)，保险包含范围，等待生效期，住院保险赔付率和赔付条件——单人间是否全部报销等。网站有英文信息的保险公司可以到官网了解信息——比如EuroMut的英文信息就很详细，没有英文信息的要问清保险公司的人员。下图为根特学联总结的HZIV/CAAMI, EUROMUT, ETHIAS, DVV等公司的部分保险产品信息。

6 在比利时的留学生应不应该买住院保险？

对于在比留学的广大同学——包括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各层次人员，几乎100%的同学有基本医疗保险服务－否则拿不到ID卡。至于住院保险，可以根据自己的状况决定是否购买，只要有任何一条理由认为自己应该参保(比如经常做生物化学实验的同学)，还是买一份不太贵的住院保险比较放心。

前面说了，住院保险购买者都是注重健康的高学历人群，留学生们也算高学历人群了，普通的住院保险一般也就不到一百欧元一年的价格，最贵也不过是我去年买的DVV公司的一家三口住院保险，每个月50多欧，买的是一份健康，是一份放心。

当然，如果价值观重点不在健康，而在其他的就另当别论了，比如，国内有些人为了花几千块钱买一台iPhone而卖掉一个肾，我笑这种人傻，他肯定会笑我用的诺基亚太土。

我必须指出，比利时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障计划(另一个是医药分家)至少在目前看来，还是非常成功的，希望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也能做到这一步。

说明：土木坛子并非医疗专家，也非经济社会研究者，因此以上部分信息采用了鲁汶大学Public Economics的Erik SCHOKKAERT Tom VAN OURTI Diane DE GRAEVE Ann LECLUYSE Carine VAN DE VOORDE的研究结果，详情可参考他们的论文：Supplemental health insurance and equality of access in Belgium. 所有结论基于过去的统计数据。欢迎大家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实际信息补充、纠错。谢谢！

来欧洲好几年了，但一直没有正经去过法国，只是一次回国时经过戴高乐机场，另一次去靠近比利时的法国北部转了一下。上周六趁着一个留学生社团SWC组织巴黎旅游，于是去了巴黎一趟，感受一下欧洲大陆上最大的城市。

去巴黎这种城市旅游，其实应该住上好几天才能细细体会出这座城市的魅力，因为巴黎实在是太大了。不过我们由于各种原因，取消了在即将到来的万圣节小长假时住几天的打算，这回去巴黎只有一天的行程，而且大部分时间耗在了路上——从根特到巴黎坐大巴约3个半小时，这是遗憾。

由于实际上只有半天时间，所以只能是走马观花一样看看巴黎最核心的地带——塞纳河沿岸的卢浮宫、巴黎圣母院、司法院、凯旋门、香榭丽舍大街、埃菲尔铁塔几个地方。而且只能远观，不能进去看，一是没有时间，二是排队买票实在太难了，到处是排着长队买票的状况，那天天气也不太好，要是碰上好天气，真不敢想象会有多少人排队！

总体而言，巴黎是个大城市，也是一个老城市，从它复杂庞大而稍显老旧的地铁系统就能看出来。由于是大城市，就免不了像中国大城市的那种拥挤与人多。在地铁上，在大街上，在旅游景点售票处，到处是人……这种感觉就像走在中国的北京一样。

巴黎的中国游客不少，上世纪欧洲到处充满了日本游客，现在轮到了中国人，大概在许多人看来，法国是个浪费的国度，有香水，有LV包，还有大街上随处可见到的男女相拥而吻。我在卢浮宫的广场上，碰到一些卖旅游小纪念品的黑人们，他们居然向如此推销：一块钱一个！我表示不想要，他又说：一块钱两个。最后我买的时候，他又多给了一个：一块钱三个！注意，他是用中文对我说的！这情景，与我在北京八达岭长城上见到中国小贩向老外们用英语推销纪念何其相似，小黑们居然学会了这些简单的中文，并不见得他们热爱中文，只是为了生计的需要，足见巴黎有多少中国游客。

由于时间关系，这些景点内部我们并没有进去看，所以不得而知。光从外表看，凯旋门、埃菲尔铁塔都没有想象中的大，巴黎圣母院也没有那么神秘宏伟，一切都可能是期望值太大了。卢浮宫的那个玻璃金字塔也没有余世维先生讲得那么好，而且我个人觉得，在一片古老建筑的环抱下，出现这么一个现代的玻璃结构，很难说得上协调，或许每个人的审美观不一样吧。顺带一句，苹果公司真有钱，把苹果商店开在了卢浮宫的地下一层！

在埃菲尔铁塔下面，看到了一个有意思的活动，全世界各国在同样的卡通木偶熊身上，绘出代表自己文化的图案，中国的是周易阴阳符、龙、吉祥图案、“自强”二字。比利时是很抽象的图案，然后在一个代表全人类的那只熊身上，是用不同的语言写的同样一句话，英文: Do not do to others what you would not like to be done to you. 中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老夫子的这句话简直是真理，全世界有多少人真正能做到这一点呢？

没有去巴黎之前，我脑海中的法国人是这样的：他们傲慢，他们认为法国文化全世界第一，法国这个国家全世界第一，法语是世界上第一等的语言。不过，当我到巴黎以后，下车后刚开始没有找对路，碰到一个热心中年巴黎人用英语为我们带了很长的一段路——热心得我刚开始怀疑他是国际骗子；在地铁站碰到一个法国老太太告诉我们地铁方向反了——虽然她是用法国比划着告诉我们；在地铁上，坐在对面的一名中年巴黎妇女居然用英语和我聊上几句。

所遇到的一切似乎说明我对法国人有一种偏见，又或是难道我的运气好，所以碰到的人也好？因为一名在法国待过不少时间的摩洛哥女孩，说我遇到的这种热心现象只会发生在巴黎这种大城市，其它城市的法国人就未必有这么热心开放了。

旅行就是这样，亲眼所见与之前的听闻总会有出入，所以苏东坡才说：“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只是对于我这种懒得旅游的人，实在是太为难了。

这就是我所见到的巴黎。

首先声明，上面的标题绝非标题党。

“我们并不反对卖淫，卖淫有一定的社会价值(social value)，对于根特这样的城市是有必要的(necessary)。”面对BBC记者关于根特红灯区新政的采访，根特市长Savage先生如是回答。

事情缘起根特市对红灯区实施新的政策，性工作者从现在开始着装不能过分暴露。过去在橱窗里招揽客人时(当然只能窗户以内即不能走出来房间招客)，妓女们一般只穿很少的内衣，现在必须还要多穿一些衣服。

这一新政策，自然让卖淫女的吸引力减弱，不能取悦潜在的客人，引起了部分性工作者们的抗议。BBC记者于是对此事进行了采访，于是有了市长大人上述回答。

我去过阿姆斯特丹两回，由于各种原因都没有去红灯区看看，实在有些“可惜”，因为荷兰的红灯区全世界有名，有的阿姆斯特丹市民把红灯区当作城市的粪坑，也有人引以为豪，认为这是荷兰自由的产物。

嫖娼在比利时也是合法的。虽然不那么有名，但我所在的根特市和孩子干爹所在的列日市，都有红灯区，这是我亲眼所见的，其他城市也应该有的。对于比利时这种信奉天主教的国度，有时候真的难以理解还会这样的现象存在。

之前和比利时同事聊到此事的时候，他说比利时的警察对此事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现在从市长大人的采访来看，似乎有专门的法律规范性服务业，不仅仅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孔夫子曰：“食色，性也。”性，虽然隐私，但它和吃饭、睡觉一样，是人的基本生理需求。男人的脑子里除了性，还能想些什么呢？

彻底地禁止嫖娼，可能并不现实。从个人来看，有些人可以洁身自好，但有的人需求就是强劲，从大环境来看，比如中国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更夸张的是“2007年美国政府公布的研究认为，男人性伴侣数目平均是7个，女人平均是4个”，因此，关于性服务业的问题是：如何使性服务行业处于规范的管理中？这可能是没有办法的最好办法。简单地法律禁止卖淫，并不能阻止比如中国遍地开花的性服务业——随便住一个酒店，都会有一堆性服务电话名片塞进来。

多说一句。我个人认为：卖淫女们是有贡献的，她们为减少针对良家妇女的强奸等性犯罪活动有积极作用。而且与出卖灵魂的腐败官员相比，她们仅仅出卖肉体。

我一直不好动，所以不太喜欢旅游，尤其是在国内时候，一到假期哪儿都是人海的场面，很难让人有好心情。不过一年中我还是会出去走几回，就算自己不需要，家人也需要的。

夏日可看海，秋日好散步。上个月，再次游卢森堡。2009年我曾经来过一回，那时候妻子还在国内，小孩还在孩子妈妈的肚子里。如今小孩两岁半，可以带他娘俩一起来看看了。

卢森堡全名为卢森堡大公国，被法国、德国和比利时包围，是个位于欧洲的内陆国家，也是现今欧洲大陆仅存的大公国，首都卢森堡市，卢森堡是欧盟成员国。

卢森堡给人的感觉就是“小”。我目前所在的比利时已是个小国，面积大约有3万平方公里，卢森堡小到什么程度？只有700平方公里，人口50.22万。相比中国，我的老家湖南省安仁县有1000多平方公里，人口40万左右。看来地球上的国家，没有最小，只有更小。

不光面积上，国家名称也挺“小气”的，什么堡？土木堡？与此类似的有中国河北的省会的石家庄，不了解的还以为是和李家庄、张家庄一样的小村子呢。卢森堡国家虽小，但很富裕，据说是全球人均第二富的国家，大概富裕的原因在于丰富的铁矿和良好的地理位置——位于欧洲中心，拥有众多金融的中心。

我比较好奇的是卢森堡的语言系统。我以为比利时的语言体系够复杂了，没有想到比比利时更小的卢森堡语言体系更复杂。

从维基上查到的信息：

卢森堡人是同一个民族，德语和法语分别被定位为“一般书面语”和“高级书面语”，卢森堡同时将三种语言普及到全民，任何一个卢森堡人都不得不同时掌握这3种语言，因为一般出版物、书信、传媒、布道都用德语，而学术刊物、政府公告、法院文书、商业文件则用法语，平时交流用卢森堡语。如果打官司，审理期间法庭辩论用的是卢森堡语，呈文用德语，最后的判决书则一定是法语。

教育体制中卢、德、法三语循序渐进，并行不悖。小学低年级用卢森堡语授课，高年级开始用德语讲习，中学开始再转化成法语。熟练掌握这三门语言是当地中学毕业的必要条件，这就导致了半数的中学生都拿不到毕业文凭。体制之下，移民(尤其是非欧洲移民)子女尤其吃亏。

英文也是学校的必修课。外国人非常羡慕卢森堡人高超的语言水平，但卢森堡人却不以为然，他们埋怨自己生在卢森堡，为了谋职和生存，将大半精力都消耗在三四种语言的学习上，满脑子的单词，大大干扰了文学创作的灵感。在卢森堡，金融家、企业家倒是出了一些，但大文豪从来没有出现过。而且由于语言复杂，不少卢森堡的孩子在学语言时因为思维混乱，两三岁时说话都不利索。

即使是一个小国，但要在一天内游完也是不现实的。国人到国外旅游喜欢几天之内玩完很多地方，这种现象固然有出国一趟不容易、时间和金钱都有限等原因。但这种快速的旅游方式，注定是走马观花式的浏览——没有静下心来感受，最后便是“照张相，到此一游”，我很难接受这种快速的旅游。

虽然三年前来过，我还是觉得有必要再次慢慢体验卢森堡的秋日，比如位于市中心的大峡谷。漫步在峡谷中，只感受到一片幽深与安静，实在是闹市中的一方静土。峡谷上方有好几座大桥，走在上面的人们看起来像是走在天上一般，连我这种土木工程专业的人都想像不出，当时人们是如何在这种大峡谷之间建起了如此宏伟的桥梁。

宁静的大峡谷

两把“空椅子”

重头戏是位于市中心的Bock Casemates, 这是过去的一个军事工程。在峡谷的一边，堆砌出一座桥头堡一样的工事，将里面全部掏空，并形成上上下下好几层，方便战时人们在那里防御敌人。看到这么一个工事，我就想起了中国的万里长城，当年也是处防御工事。

今天作为旅游景点的Bock Casemates全然没有当年那种战争的恐怖，耗时几百年的工事足见当年战争的频繁与卢森堡这个地点的重要性。那些修筑如此伟大工程的人们或许没有想到，他们的杰作变成了后人一个很好的旅游景点，并入选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

以下是在Bock Casemates拍摄的照片

杂志拍摄的照片，感谢摄影师Bart Lasuy (好像把我和我儿子拍得过于严肃了？)

之前提到过，鲁汶大学有一篇采访中国和比利时两国留学生的报道。正巧，比利时荷兰语区的MO杂志也做了一期类似的采访，采访了几位在根特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以此来介绍相关情况。

经根特学联范鹏主席的介绍，我也成了一名被采访的对象。记得那天，杂志社记者如约来到我办公室，我们坐下来谈了大概一个小时，虽然她会一点中文，但采访还是用英语完成的。这位年轻的记者拿着一张采访大纲，按照上面的问题列表，和我进行了相关的交谈，并用录音笔录下来我们的谈话内容。

其实我对这种对话和交流很欢迎，所以我一开场就告诉她，不要有任何顾虑，可以问我包括敏感问题的问题。不过她倒也没有什么敏感尖锐问题，毕竟这是一场关于中比之间国际教育的问题。所以，除了谈为什么选择比利时作为留学目的地之外，也涉及对比利时的看法等相关问题。

我对她谈了关于比利时去年有长达一年半无政府的事情，我告诉她，我认为这是全世界一个很好的民主范例，我用了中国上世纪80年代末的那段某门历史作为例子，来说明为什么这是一个好的典范。如果比利时也有孔子，恐怕他也会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当然，这里的“诸夏”指比利时。

小到个人，大到国家，矛盾无处不在，关键在于如何处理矛盾。虽然周曙光140个字的“民主定义”不错：“民主就是独立的个体和独立的组织在文明社会中使用除暴力外的透明手段争取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逐渐完善的游戏规则”，然而反观人类，似乎都崇尚暴力解决争端，要么你死，要么我活，甚至“枪杆子里出政权”。

在谈及中国与国外文化教育交流方面，我认为，这是一个双赢的事情，从短期来看，大部分优秀的中国年轻人拿着中国的政府奖学金来比利时学习，促进比利时的科研事业，无论将来这些人留在比利时还是回到中国(事实上是大部分回到中国)，都是一件好事——人才在全世界都受欢迎，回去的中国人也会充当沟通中比之间交流合作的桥梁，与比利时相比，中国市场大一个数量级都不止。

对于这种长期的效应，我举了个例子，将来如果我在中国某个公司，要与欧洲合作，比利时当然是首选，因为了解这里并有个人感情和联系在这里，这也是所谓的“关系”。其实外国人也讲究“关系”，只不过他们称之为“联系”，大概“联系”是在原则范围内的“关系”，而中国的“关系”显然是高于原则，因为“有关系什么都有关系，没关系什么都没有关系”。

从文章报道的内容来看，他们似乎也认同并持有这种双赢的观点。

他们的印刷版杂志目前还没有看到，由于是荷兰语报道，给我也看不懂。好在他们最近已经在杂志网站上公布了采访全文(点击此处为原文链接)，借助谷歌翻译——把荷兰语翻译成英语，大概意思还是能看明白。

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孩在国外出生并长大，这样面临着在家里和父母讲中文在其它地方讲当地语言的事情。对于这种双语言甚至多语言环境里成长的小孩，他们的语言学习问题怎么办？是以中文为主还是以外语为主？

我小孩出生于比利时，10个月大开始送到我所在大学(根特大学)的托儿所，当初希望他能够和其他小孩一起玩而不至于太孤单。到现在已经将近两岁半，中文没有问题，因为我听得懂，荷兰语我虽然不懂，但据托儿所的老师说，也没有问题。这是怎么做到的？说说我的故事。

我暂时所在的比利时国家虽小，却有三种官方语言：荷兰语、法语、德语。我所在区域是荷兰语区，当地人们自然讲荷兰语——不过大部分人也会讲英语，就好像你去山东了，山东人都讲山东话，但非山东人和本地人讲普通话也是没有问题的。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从我小孩出生以后，双语环境就直接摆在小孩的面前。在查阅了相关资料和询问了孩子托儿所的老师们后，总算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首先，双语甚至多语环境至少在欧洲很普遍，要知道欧盟有27种官方语言，因此一个国外的家庭，比如妈妈是法语，父亲是英语，爷爷是西班牙语，奶奶再是挪威语，这并不是不可能，而这种多语环境中长大的小孩，只要方法得当，小孩不但语言学习不会受到影响，反而对思维能力提升有好处。

那么什么是正确的方法呢？答案便是：每个人对小孩只坚持讲一种语言。以我小孩为例，我和我妻子都讲中文，所以只坚持和他讲中文，而他在托儿所的时候，和比利时小朋友以及托儿所的阿姨老师们，就任由他们之间讲荷兰语。这样做的结果会让小孩具体面对某个人的时候，就会自动采取相应的语言。

再以我的小孩为例，他面对父母的时候，由于天天讲中文，所以就会说中文，并用中文的思维方式思考，而见到荷兰语的比利时小朋友时，他又会采用荷兰语说话，并用荷兰语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

相反，如果不是每个人坚持讲一种语言，比如我会中文和英语，一会儿和他说英文，一会儿和他说中文，会导致他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紊乱，最严重的后果是导致失语症，因为小孩不知道用哪种语言说，变得害怕开口，久而久之导致失去语言功能变“哑巴”，这些失语症或自闭症听起来比较可怕，但谁也不愿意见到这样的结果。

举个例子来说明这种紊乱：妈妈指着一个苹果对孩子说：苹果，隔一天，又用英文说：Apple, 小孩将来看到苹果的时候，是说“苹果”还是"Apple"呢？显然头脑混乱了。相反，如果小孩见到说英语的人只说"Apple", 而看到说中文的人只说“苹果”，世界还会那么乱吗？

如果每个人只坚持一种语言和小孩说话，其实在小孩的脑子里，所有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形成的是一个系统，只不过是小孩在面对具体一个人的时候知道调用哪些词汇——不同的发音和不同的思维方式，但这些发音和思维方式都是有序的，孩子也就能够正确使用它们。或许，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中国学生学习英文那么困难。

一个较明显的现象，双语言/多语言环境中的小孩语言发展速度较慢，尤其是男孩，毕竟相同的时间学习两种语言自然比只学习一种语言慢。凡事有弊皆有利，这种双语甚至多语学习的训练过程有益于语言能力和思维能力的提升。等小孩长大，能明白不同语言之间的区别后，会更容易运用不同的语言。

我很少见我小孩说荷兰语，因为和我说话的人不是说英语就是说中文，没有语言触发他的荷兰语开关。今天带他出去玩的时候，他和隔壁的非洲小朋友一起玩，我偷偷地观察，两个小朋友居然用荷兰语讲得特别好，我心里突然感慨：“这是我的儿子吗？这个日夜和我在一起的小人儿，居然和别人说些我一句也听不懂的话！”高兴的是，我总算亲自知道：他在双语言环境中的语言已经不成问题。心中的担忧石头落地。

2012年9月16日 星期日 晴 写于比利时根特 OBSG

因为要去鲁汶大学做实验，在查信息的时候，无意中Google到一篇比利时人写的“鲁汶学生如何看中国人和中国学生如何看鲁汶”，写得有点意思，虽然比利时是小国，但此文也就相当于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和中国人眼中的外国人。原文见此链接，语言是英语，抱歉我没有时间把它敲成中文，见谅。不过对此文有兴趣的人应该能看懂的吧？看不懂的话还是学点英语吧，一语一世界。

全文分别采访了在鲁汶大学留学的两位中国学生和在中国清华大学待过五个月的两位比利时学生，从生活习惯、语言、文化、饮食等方面讲述了东西方之间的差异，报道还是很比较详细和客观。事实上我对双方的感受都有所体会：东西方当然有差别，改得了国籍，改不了文化习惯的根，就看如何求同存异了。

不能访问原链接的可以阅读下面的原文引用，也聊作备份。正好明天比利时一名为MO的杂志要采访我，看来对他们的问题有些准备了。

What Leuven’s students think of China and Chinese students think of Leuven

by Tine Bergen

A study or research trip abroad is always an exciting undertaking, but especially when the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distance is as great as it is between Belgium and China. How do students deal with all the differences, the rhythms of life, the eating habits, the language, etc? We approached both students from Leuven and China in order to compare their experiences.